與偏見相對應的是真知灼見，而實踐才能出真知。因此，一切不以實踐為基礎的意見多為偏見，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坐擁千萬粉絲的大咖司馬南，在評價莫言時，他竟然忘了自己匱乏的文學實踐經(jīng)驗，這也是莫言未回應他的一個原因。
在莫言的生活中可以沒有司馬南，但目前看來司馬南則需要莫言之類的人。
大多知識分子常犯的錯誤就是：“常常把自己當成了上帝！”因為只有上帝才可以不用實踐就能發(fā)表真知灼見。
戰(zhàn)國莊周的《莊子·齊物論》中有言：“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意思是：“最有智慧的人，總會表現(xiàn)出豁達大度之態(tài)；小有才氣的人，總愛為微小的是非而斤斤計較。合乎大道的言論，其勢如燎原烈火，既美好又盛大，讓人聽了心悅誠服。那些耍小聰明的言論，瑣瑣碎碎，廢話連篇。”
自媒體的出現(xiàn)，為人們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發(fā)言渠道，但也出現(xiàn)了一系列問題，濫用發(fā)言權就是其中之一。
部分網(wǎng)絡主播“兩腳不出、大門不邁”，僅憑經(jīng)驗、憑想象，在沒有搞清楚事情的底數(shù)前，便盲目推測、盲目臆斷、滔滔不絕，對某些事情品頭論足，更甚者語出驚人，長期擾亂著網(wǎng)絡輿論場，這就是典型的濫用發(fā)言權現(xiàn)象。
“沒有調(diào)查就沒有發(fā)言權”，調(diào)查研究不是蜻蜓點水，也不是浮光掠影，是需要深入一線、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的，進行實實在在的調(diào)查研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實踐，才能掌握真實情況，實踐后的發(fā)言才有可能是真知灼見，才有參考價值。
基于反復實踐驗證而總結出的標準是人類實踐經(jīng)驗的結晶，在面對問題時也只有標準才可能給出最優(yōu)答案，才最具有參考價值，才會終止不同觀念的爭論。
上世紀30年代，歷史學家顧頡剛在云南大學執(zhí)教期間，曾找來幾位木工修理課桌，一位木工看到課桌下有塊木料，便隨口一說：“這塊木料適合做課桌的橫檔。”另一位則說：“做橫檔長度肯定不夠，用在小木椅上倒差不多。”第三個木工也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你們說的都不對，把它鋸成幾段做木楔最好。”
見三個人為各自的意見僵持不下，顧頡剛隨手撿起木工們用的尺子，說：“你們不用爭了，尺子最有發(fā)言權。”說罷，他用尺子一量，說：“80厘米，你們知道該做什么最合適了吧？”尺子不正是“標準”嗎？不正是人類反復實踐中的智慧結晶嗎？
再來看莫言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評獎的標準正如一把文學評價的尺子，這把尺子已經(jīng)流傳百年了。
當然，人們隨時可以對諾獎的測量標尺進行質(zhì)疑，前提是拿出一個比這把尺子測得更科學、更系統(tǒng)的標尺出來，而不是空喊口號，這對文學無益。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少年沈括不解為何“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于是親自躬行，為了探求真相而上山實地考察。
四月的山，乍暖還寒，不比山下溫暖，依然涼風瑟瑟，沈括茅塞頓開，由于山下與山上的高差，兩處存在氣溫差，山下的四月是初夏季節(jié)，而在山上正好相當于陽春時節(jié)。正是憑著這種實踐求真知的精神，沈括的《夢溪筆談》傳千年，享譽古今。
1937年，張大千得意之作《綠柳鳴蟬圖》問世了：畫面是一只大蟬伏爬在柳枝上，蟬頭朝下，做欲飛狀。眾人皆為其精湛的畫技所折服，這幅畫好評如潮，張大千也將這幅畫視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里程碑。
一次齊白石前來，張大千把得意之作呈給齊白石過目。齊白石看畫后，搖搖頭說：“此畫謬誤，蟬趴在枝上，其頭當永遠朝上！”
齊白石當頭潑冷水，張大千認為他是有意挑刺，但還是笑著說：“白石批評得對，我沒有細致觀察，憑心里想而作！”
1939年，張大千到四川青城山寫生，那時正值盛夏，蟬聲不絕。他突然想起了齊白石的說法，跑到了樹下仔細觀察蟬在樹上的姿態(tài)。原來蟬只要趴在樹枝上，頭皆朝上，張大千頓時為齊白石豐富的寫實經(jīng)驗而贊嘆。
后來，張大千為此事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真知，乃實事求是為根本。無論做人處世，還是作為職業(yè)，都要有一顆坦蕩的心去面對真相，讓事實成為人生信條的操守。”
綜上可知，人的認識，由于受到視野和實踐范圍的局限，或由于個人認識上的偏見，大都易于被局部的小道理所蒙蔽，而看不到、認不清全局的大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