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坎皮恩的作品，很多人會覺得晦澀難懂，第一遍看下來，不知道其想要表達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原因有很多方面，例如大量非常規反傳統的拍攝手法，詩化的非線性的敘事時空，這些因素都會干擾觀眾對于影片主旨的理解與判斷。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電影中的敘事核心往往隱于意象當中，而不是直截了當的通過情節或是臺詞呈現出來，這也使得坎皮恩的電影平添了幾分含蓄雋永、耐人尋味的質感。
用植物、鋼琴去隱喻主題，中心隱于意象，坎皮恩的電影你看懂了嗎？
初看《甜妹妹》，會發現她從情節上看很難說有什么突出的重點劇情或是說高潮，而是以姐姐凱的視角，記錄了很多與妹妹相關的繁雜瑣事，粗粗看去，甚至有通篇報怨的流水賬之感。
然而，細細品讀之下，才會發現，坎皮恩把想要表達的思想、情緒、情感都藏于細節和隱喻當中，尤其是故事的主題，其實就隱于在影片中大量出現的意象——植物之中。
在電影的一開頭，凱就用一段獨白表明了自己對植物的恐懼：“我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樹，樹上建了一座華麗的宮殿。
在凱看來，朵恩給她帶來的壓迫就猶如黑暗中蜿蜒的樹根一樣纏住了她的脖頸，讓她無法呼吸。坎皮恩之所以會選用植物作為《甜妹妹》中重要的隱喻，與弗里達·卡羅有關。
在弗里達·卡羅的畫作中，植物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在其代表作《自畫像與荊棘項鏈和蜂鳥》中，荊棘項鏈正如盤旋而下的樹根，像手指一樣，緊緊纏繞在弗里達的頸部，與凱所做噩夢的情景異曲同工。
在弗里達的畫像中，她面無表情，不堪的生活像荊棘扼住她的喉嚨讓她無法喘息，仿佛最后的沉默與無奈。另一幅《迪亞哥與弗里達》繪于1944年，弗里達與前夫迪亞哥剛復婚不久后。
迪亞哥·里維拉是弗里達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兩人于1929年結為夫妻，發誓要攜手走完一生。
然而從1935年起迪亞哥就與弗里達的一個妹妹偷情，深深傷害到了弗里達，幾年后兩人離婚。但是迪亞哥又始終是弗里達生命中無法割舍的一部分，不久后兩人又再度破鏡重圓。
從這張畫中，可以看到弗里達對迪亞哥深刻繾綣但又錯綜復雜的感情，畫中像荊棘一樣的樹枝緊緊將兩人捆綁在一起，融為一體。在《甜妹妹》中，凱與朵恩的關系，也有相近之處。
朵恩在世的時候，深受父親的寵愛，輕而易舉就能獲得全家人的關注，凱嫉恨的心理油然而生，一直以來，都將朵恩視作擁有黑暗力量的植物，避之不及。
但是真的當朵恩真的生命垂危之際，父母們都站在一旁袖手旁觀，仿佛朵恩的離開對于他們而言更像是一種解脫，只有凱在盡力做著能做的一切急救措施。
在妹妹的葬禮上，凱表達對妹妹的思念，也是借用植物來隱喻的：“樹好像絕不會離開我們”。
凱盡管對妹妹心懷怨懟多年，但是在內心深處，妹妹仍是她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就像弗里達的畫一樣，兩人仿佛早已被樹枝環繞，融合成了一體。
可以說，影片的敘事核心，即凱心中對于妹妹的恐懼、嫉妒、仇視但又深愛的復雜心理，都藏于“植物”這個意象之中，可以說，讀懂“植物”在影片中隱喻的意義，正是解開影片敘事中心真正的鑰匙。
在《鋼琴課》中，“鋼琴”這一意象對于影片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身為啞女的艾達，從小到大，她的情緒表達、情感抒發，都是通過鋼琴來傳遞的。
當艾達從英格蘭遠嫁到新西蘭，鋼琴既是唯一能夠讓她感到熟悉而安全的東西，也是她的精神，她的靈魂。
第一次見面的丈夫斯圖爾特，竟然以鋼琴太重難以搬運為由，強迫艾達將鋼琴丟棄在沙灘上，這直接導致了這段婚姻還沒開始就已經出現裂痕。
他強迫她把自己的“靈魂”丟棄在了沙灘上，這也預示著他從一開始就失去了被她愛上的可能。
正是因為“棄琴”，才有了后面“尋琴”的過程，也正是在“尋琴”的過程中，不會言語表達又久居深閨的少婦艾達才會與野蠻不羈的貝恩斯產生聯系，并讓艾達發現這個外表粗魯不羈的野蠻人，其實擁有一顆柔情細膩的心，才是自己的“知音”。
冥冥之中，鋼琴指引著艾達去追尋她的命運。艾達勇敢尋回鋼琴的過程，恰好與其后來勇于追求愛情的過程一脈相承，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艾達對于鋼琴的“執念”正對應著她對于心中愛情、對于自我命運的勇敢追求與表達，這也正是坎皮恩想要在《鋼琴課》中呈現的中心思想。
而電影《裸體切割》中坎皮恩試圖表達的敘事核心，其實就藏在弗蘭妮家樓下埋藏尸體的花園里。《裸體切割》通篇都發生在鋼筋水泥的現代都市紐約城中，這樣一個美得幾近夢幻的花園出現其中，顯然是超現實的。
在這里，坎皮恩是用了一個“伊甸園”的隱喻。在伊甸園里，夏娃是從亞當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變化來的，她是亞當身體的一部分，從屬于亞當，無法成為一個真正完整的人。
而在弗蘭妮家的花園中，一開始沐浴在晨光和落花中悠然自得的姐姐，被殘忍的殺害了，象征著作為“夏娃”的女性，正在被男性索還那根取下的肋骨，正在被“伊甸園”，即男權中心制的社會所驅逐。
而最后，殺死連環殺手的弗蘭妮滿身血污，又走進了這個花園，她肩上已然干涸的血跡宛如兩只浴血的翅膀，在坎皮恩的鏡頭下，弗蘭妮宛如剛剛經歷過戰斗浴血歸來的天使。她活著回到了花園里，象征著女性通過暴力的方式終結了男性的壓迫與傷害，得到了身份和精神上的升華。
不過坎皮恩并不是在倡導女性都應當采取暴力的手段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她在談及弗蘭妮最后的“翅膀”時這樣表述：
“我不相信天使，但我相信人類在被救贖的強烈渴望中，能夠生出一對翅膀，化身天使飛翔的那種希望。當這種希望投之于藝術的主題，就驅使我去表達一種欲望的“不滿”，一種逃脫束縛的渴望。”
坎皮恩電影的主題，往往正是在于那些未及言明之處。她從不試圖掌控觀眾對于電影的感受，而是相信觀眾能夠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影片，通過充分調動審美感知能力，透過重重意象，達到“意境”的彼端。
坎皮恩以這種方式鼓勵觀眾去思考和辨析符號，期待觀眾觀影后得出更多元化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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