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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詩宗陶淵明，以沖淡雋永的詩文辭賦，躬耕南畝的身體力行，為世人熟知。很多人都知道陶淵明做過彭澤縣令，更多人知道他是因為不愿為“五斗米折腰”而辭官歸隱，從此終老田園。詩人李白還加以發揚寫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名句。大部分人對陶淵明的了解就是從這個故事開始，但是也僅止于這個“辭官歸去”的背影。

陶淵明少年時，那些大英雄和大文豪們大多已經去世，后英雄時代的王謝世家也走向沒落，晉室衰微，各地掌握軍權的軍閥林立，已出現了末世之象。

在這亂世之中，陶淵明一出生就在局中。

陶家世代居吳地，先前在鄱陽（今九江市都昌縣），后遷居潯陽（今九江），高祖父陶丹為三國時東吳的揚武將軍，地位不高，曾祖陶侃是東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陶侃的母親湛氏是中國四大賢母之一，“截發留客”——她剪去長發換取物資來招待賓客，“封鮓退書”——她退回兒子從公所得的腌魚教育他為官清廉。在她的教導下，陶侃從寒微的潯陽魚梁小吏出身，一路東征西戰，先后任武昌太守、荊州刺史，封柴桑侯、長沙郡公，官至東晉大司馬，位極人臣，曾被認為有篡晉的實力和野心。但是，在晉室的中原貴族和世家眼里，陶家屬于南方蠻族之一的溪族，即使功高蓋世，世家貴族們常常有求于陶侃，也仍然看不起他，背后譏諷他為“溪狗”。

陶侃去世之后，陶氏家族的大部分人每況愈下，陶淵明的祖父還做過太守，到了他父親就只擔任過可有可無的職位“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命子》），不因做沒做官而慍喜，性情淡泊。在陶淵明八歲時，他父親去世，家境沒落。

父系一族的陶侃給陶淵明帶來的影響是深刻的，陶侃以寒微出身，能掌握時局動向，這種積極的入世精神，不能不說對青年陶淵明的“猛志逸四海”有所刺激。陶侃雖然晚年過著豪奢的生活，但是他終生保持著勤勞嚴謹、理智節制的態度，飲酒不過度，愛惜竹頭木屑，勸農課桑，愛惜勞動，曾經因為有人隨便扯下沒成熟的稻子而施以懲罰。在他的治下，“百姓勤于農植，家給人足”（《陶侃惜谷》）。

對農稼的重視，對勞動的愛惜，在陶淵明身上可以說是貫穿始終的，這不能否認有陶侃對他的影響。

由于父親去世得早，陶淵明和母系親屬往來較多，他的外祖父孟嘉對他的影響更為深遠。陶淵明曾經為孟嘉寫了一篇詳細的傳記《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對他的生平和軼事不僅熟識，而且文章里充滿了贊揚和仰慕之情。

孟嘉是江夏郡人（今湖北省陽新縣，與九江交界），也是吳地世族，曾祖孟宗是二十四孝之“哭竹生筍”的主人公，曾任三國時東吳的司空，與陶家應為世交。孟嘉娶陶侃的第十個女兒為妻，又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陶淵明的父親，與陶家的關系可說是非常密切了。

孟嘉的出身比陶家高，屬于吳地的士族，孟嘉自身溫文儒雅、襟懷淡泊，早年就“名冠州里，聲傳京師”（《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曾任江州別駕、征西參軍等職，是當時最受賞識的名士一流，留下了“孟嘉落帽”的典故。孟嘉高貴瀟灑的名士風度和含蓄高貴的文人修養，與陶淵明沖和淡泊的氣質有著顯著的同類氣味。

從政治立場上來說，孟嘉對陶淵明有著直接的影響，他和東晉權臣桓溫關系匪淺，深受桓溫器重，晚年長期在桓溫的幕府任職，擔任過桓溫的從事中郎、長史等職務，在《晉書》里《孟嘉傳》是附在《桓溫傳》中的，可見他們的從屬關系。這為陶淵明后來進入桓溫之子桓玄的幕府，提供了一種參考，也打了一個基礎。縱覽陶淵明一生，陶侃一系留下的“耕”，孟嘉一脈留下的“讀”，幾乎就是陶淵明身體力行的生活宗旨，后來江西人“耕讀傳家”的家風，佛教禪宗“自耕自種自給自足”的教義，與陶淵明不無關系。

除了陶侃和孟嘉，還有兩個人對早年的陶淵明也形成影響，一個是陶侃的孫子陶澹，好讀《易經》，十五六歲時就追求道家長生之術，后來州縣要推他為秀才，他就入山隱居不出了，“終身不返，莫知所終”（《太平御覽?逸民部卷三》）。這和陶淵明筆下桃花源里的人物有著些許相似的意味。

還有一個是孟嘉的弟弟孟陋，也是一位隱士，不過他并未離開家門，只是不去做官，桓溫想邀請他出來，被他婉言拒絕。他是一位儒士，注釋《論語》十卷，“學為儒宗”“名著海內”（《鄂城孟氏宗譜》），不和當時的官場中人交游，常常一個人去釣魚，連家人都不知他的去向，活得很自在。陶淵明身上就有著他的影子，特別是這種“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飲酒》其五），良辰孤往，息交絕游的淡泊境界和生活方式，應該與陶淵明非常契合。

陶淵明說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這種性格的養成應該和幼年時期，身邊長輩的言行舉止和審美情趣大有關系，他的父親、堂叔、外叔祖都是這種隱士之流的人物，對他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文學修養、道德情操都有著潛移默化塑造。

陶淵明二十九歲之前寫的詩歌幾乎沒有留存，人們只是根據他后來在詩中對自己前半生的回憶來推斷他的生活。他自述“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琴與書都是士族雅士的必備修養；“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十六），受過比較正統的儒家教育。事實上儒家道家的學術經典陶淵明都有涉及，根據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統計，陶淵明寫詩用典用事《莊子》最多，有49次，《論語》第二，有39次，《列子》第三，21次，還有他在詩中歌詠古代的賢德隱者志士和《山海經》里記載的神話人物，“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讀<山海經>其一》），不難看出陶淵明在青少年時期博覽群書，勤于思考，興趣廣泛，精力充沛，非常注重自身的品德情操和文化修養。他自敘“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強調的是一種對閱讀的熱愛，“甚解”不是不解不懂不知，而是不去過于搜求達詁。

“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飲酒》其十），不僅讀千卷書，還行萬里路，看來少年時期的陶淵明家庭經濟條件不錯，能支撐行游萬里的資費，他也有著基本的防身技能，很可能自小習武，陶侃一族本身就是好勇善戰的溪族，才能建立赫赫戰功，陶淵明后來數次擔任軍隊的參軍鎮軍職務，雖然是文職，但行軍辛苦，也需要健壯的體魄和軍事素養，而且在東晉時期去往距離北方民族非常近的張掖與幽州，是有一定危險的。這一段行游經歷帶給青年陶淵明的，還有對時局動蕩、南北分裂的宏大視野，所謂“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

目前無法考證陶淵明是什么年紀開始出游，出游的見聞也極少見于他留下來的一百多首詩文里，但是一個具有儒學文化修養，心地淳厚善良的少年人，行游萬里所看到的家國亂象，必然讓他有所思考和動容。他“性本愛丘山”，但是身為陶氏后人，身處江州之地，心懷四海猛志，又怎么會置身世外？他當然會投入歷史和人生的滾滾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