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綸(1520年——1577年)，明朝江西宜黃人，字子理，號二華，抗倭名將，杰出軍事家，戲曲活動家。“時勢造英雄”，明朝嘉靖時期的倭寇之亂，使得譚綸，這位文臣走向了抗擊倭寇的前線戰場，平定了為害百姓數十年的倭寇之亂。《明史•譚綸傳》記錄：“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他主持修筑了延續至今的明長城，成為八達嶺長城的再造者。他癡迷戲曲，將兩大地方戲曲浙江海鹽腔與江西弋陽腔融入形成“宜黃腔”，成為了中國傳統戲曲的一大流派。他充滿智慧，在明朝波譎云詭的政壇當中，他從不隨波逐流，他淡泊名利、嚴守清廉，使他成為官場的長青樹，穿越嘉靖、隆慶、萬歷三大政治周期，贏得生前身后名，創造了明朝官場的一個奇跡。
南蕩倭寇，北修長城。以嘉靖二年(1523年)爆發的“爭貢之役”為起點，中國與日本貿易紛爭不斷，嚴重擾亂了沿海的治安秩序，明朝干脆宣布中斷一切海上貿易，這樣一禁了之的做法，導致走私貿易泛濫，倭寇之亂不減反增。譚綸，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進士，仕途起步時，僅僅是南京禮部的一個六品主事。籍籍無名時，他熱愛讀兵書，做研究，寫心得，有作品《說物寓武》。后調任“職方司”，主要負責平時軍事資料的搜集和戰時作戰方案的定奪，這為他積累了不少軍事才干。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倭寇突然突破防線，殺到了南京城下。譚綸主動請纓，臨時招募500余名壯丁，一舉將敵人擊潰。正是這樣，譚綸脫穎而出，被朝廷任命為臺州知府，開始了他三十余年抗倭的輝煌經歷。他知人善任，擅于管理，他的手下，名將輩出，戚繼光、俞大猷，令敵人聞風喪膽。他的部隊精銳，作戰勇猛，捷報頻傳。終于，浙江的倭患宣告平息。隆慶元年(1567年)，譚綸調回兵部。不久，他和戚繼光又開始了一項新的事業，筑修長城，鞏固邊防。在他的親自主持下，3年時間，從山海關到居庸關，古長城煥發了青春，這就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長城雄姿。2006年8月，八達嶺長城的修繕過程中，意外發現了一塊明隆慶三年(1560年)的題名碑，上面刊刻了17位修筑長城的官員姓名，其中列第一位的便是：宜黃譚綸。
忠肝義膽，儒家風范。譚綸屬于“學而優則仕”的典型，他出生書香門第，家庭條件優越，祖父譚廷用、父親譚鎬皆是飽讀圣賢的讀書人，父親還曾經擔任過承德兵部司主事之職。“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在他年幼的心靈中生根發芽。譚綸因為赫赫戰功，最高職務擔任兵部尚書，可謂權傾天下，但是，譚綸始終保持著難得的清醒，他認為位居高官，是一種責任，就應該為國家，為百姓鞠躬盡瘁，就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以清廉作為自己的本色。隆慶元年(1567年)十二月，譚綸在《恭謝天恩疏》寫道：“受此高厚之恩，即粉身碎骨，無以為報，自是敢不益勵初心，勉圖后效，實心為民，忠誠體國，清白著聲。”由此可見他的忠誠和赤忱。譚綸曾經寫給弟弟一封家書，家書里，除了洋溢著濃濃親情之外，還真切地體現了譚綸對家人的嚴格之愛，他詳細列出了“十七戒”：包括戒受人請托、戒信術士、戒狂飲輕易論事、戒縱童仆出外生事、戒奢侈、戒說人長短，等等。他深愛著家人，可他公私分明，從來沒有利用官位為家族謀私利，反而是對家人殷殷告誡，對身邊人嚴格要求。這“十七戒”今天讀來，依然給人警醒，讓人明理。明神宗皇帝用 “文武忠孝”給予譚綸高度評價。
癡迷戲曲，文藝才子。譚綸除了打倭寇，干工作，寫文章，他還是一位文藝青年。他熱愛戲曲，在浙江臺州，行兵打仗之余，他會讓當地海鹽腔戲班子來上幾幕戲，以緩解壓力和疲勞。回家鄉宜黃時，他帶回海鹽腔戲班教習本地藝人并將弋陽腔融入其中形成“宜黃腔”，中國戲曲的一個嶄新流派就此誕生。“宜黃腔”深受戲劇大家湯顯祖的推崇，用宜黃腔演繹的《臨川四夢》一經上演就聲名大振，流傳至今。譚綸，用這樣的方式為家鄉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宜黃腔”成為今天江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成員。
中華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中華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就在于每一個時代都誕生了一批時代偉人，他們飽含著生命的激情和理想的情懷，一心為國、為家、為百姓，夙興夜寐、鞠躬盡瘁，把自己點亮，讓自己燃燒，無論是發出璀璨之光，還是發出熒熒之亮，他們都始終堅持著理想，堅持著追求，堅持著自己的道路。他們，定天下，安百姓，立精神，傳文明。譚綸，就是他們中的那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