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培芳所顧慮的是在“互聯網+”的背景下，“我們的身體進入了信息社會，腦袋還停留在工業甚至在小農經濟時代。”
中國青年網北京4月20日電(記者 康佳)“互聯網的‘靈魂’一旦附著于某一傳統產業，就會形成新的平臺，產生新的應用。我們不能身體進入了信息社會，腦袋還停留在工業甚至小農經濟時代。” 近日，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原理事長楊培芳接受中國青年網記者專訪，全面形象地闡釋“互聯網+”的內涵。
楊培芳從1982年開始從事信息通信經濟與政策研究，曾任國家信息技術與產業政策起草組成員，是研究互聯網經濟的“元老”級人物。據他介紹，學界早在2014年初就已形成“互聯網+”模式的較系統論述。他表示，“互聯網+”模式將給各個行業帶來新的發展機會，零售、批發、制造、廣告、新聞、通信、物流……幾乎所有的傳統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改變。
“互聯網+”是核心生產力
楊培芳解釋，農業時代的核心生產力是耕牛，工業時代的核心生產力是機器，信息時代的核心生產力應該是網絡。但是，傳統互聯網自問世以來，主要用于信息交流和信息媒體，很難稱其為生產力。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和3D打印技術出現，人們需要利用“互聯網+”的方式，將信息技術滲透到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各個領域，這才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全新的信息生產力時代。
“電話、短信、微信、社交網絡，這些都不是直接‘生產力’。互聯網只有和生產、流通、消費過程結合起來，深入生產領域，形成‘互聯網+’的新經濟模式，這才是信息時代的核心生產力。”楊培芳說。
楊培芳介紹，信息時代核心生產力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在工業生產領域，目前這個趨勢已十分凸顯，許多自動化工廠都由機械手和機器人進行一線操作，整個車間都可以實現無人化生產。成品出來以后，從包裝、入庫、到出廠也都是智能工具自動傳遞和運送，基本看不到人的工作崗位。“人在哪里呢?人都在軟件車間。”
馬克思講過，“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資本家為首的社會。”在楊培芳看來，“互聯網+”磨，將產生信息時代的新社會主義社會。
楊培芳認為，農業生產力的特征是分散封閉，工業生產力的特征是集中壟斷，信息時代的特征是關聯共享。“土地歸地主所有，機器歸資本家所有，他們不使用土地和機器還可以賣給其他人。但是網絡設備、光纖、服務器如果離開大眾使用，它就一錢不值。于是產生了分享經濟或者共享經濟，共享的人越多，價值就越高，這就是信息生產力與工業、農業生產力最大的區別。”
“就像阿里巴巴，雖然是民營企業，但是它本身就承擔社會公共職能，隨著‘互聯網+’模式的拓展，這種承擔公共職能的平臺企業將越來越多。”楊培芳認為，信息透明將促進社會公平，網絡的協同作用會日益凸顯。“如果說市場是第一只手，政府是第二只手，那么，網絡社協同正在形成更重要的第三只手。”楊培芳說。
“互聯網+”是解決貧困、實現共富的最佳切入點
近年來城鎮化在被各級政府大力推進，與此同時農村的空巢化也越來越引人注目。近日有媒體爆出，陜西省榆林市一個村子全村只剩兩個人，500多畝的土地很可能撂荒。楊培芳提出，在互聯網發展的大環境下，“互聯網+”新農村將會怎樣?
楊培芳曾到蘇北睢寧縣沙集鎮東風村做過調研，這個全國聞名的“淘寶村”正是憑借互聯網的發展完成了轉型，外出打工的人們紛紛回到了村里。
東風村人均耕地不足一畝，此前，家家戶戶都從事廢品收購，也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廢品收購逐漸衰落，網絡創業青年孫寒卻讓家家戶戶的“一根網線、一臺電腦”改變“垃圾村”的命運。
2007年，畢業歸鄉的孫寒發現家具行業的巨大市場，他通過調查，開始摸索著生產簡約家具在網上售賣，獲得了不小的利潤。自此，在孫寒的帶領下，東風村家家戶戶都開起了網店，產品遠銷至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地，木材、板材的加工銷售成為了蘇北地區的特色產業。
“以前我丈夫和兒子都在深圳打工，現在他們都回來在我的家具廠給我打工，工資是他們以前拿到的兩倍。”一個東風村六十歲的老太太這樣說。
和馬云在阿里巴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一同敲鐘的王小幫，也用同樣的方式將山西省呂梁市的土特產售賣全國各地。
許多國家級的貧困村、縣都是“越扶越貧”，人也越來越少，但是卻不乏通過互聯網走上致富路的典型。楊培芳認為，整個產業結構都在因為互聯網的介入而發生新的變化，在農村，隨時都可能找到與互聯網相通的新切入點。
楊培芳認為勞動力素質低下是致貧的主要原因，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主要靠教育和信息。但是“教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信息已經成為解決貧困問題的最佳切入點。
網絡協同與公共理性
近年來，經濟理論界遇到了新自由主義和新干預主義的二元悖論，“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實用主義政策只能加深危機。楊培芳認為，這暴露出理論研究的滯后和膚淺——要么交給“看得見的手”搞統治經濟，要么交給“看不見的手”搞自由放任的經濟。
楊培芳認為，在“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生產力時代，應該同時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政府的引導作用、社會網絡的協同作用。
農業時代的經濟倫理是群族理性，工業時代的經濟倫理是個人理性，信息時代的經濟倫理應該是公共理性，最后走向普遍幸福的信息社會。
公共理性正是建立在互聯網信息透明的基礎之上。“以前的市場環境下沒有網絡透明，必然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導致市場誠信缺失，一切人坑害一切人。”楊培芳解釋，網絡透明將使市場中的惡性競爭變成“透明博弈”。
在信息透明的環境下，交易要考慮到所有相關者的利益。“以前你不道德沒有人知道，現在你不道德大家都能看見。在這種剛性氛圍中，唯利是圖者越來越沒有市場，損人利己這也會更快得到報復。只有持平等互利態度，并為他人提供有用價值才能得到合理回報。”
那么由誰來支持這種公共理性呢?楊培芳表示：“長期以來，我國的宣傳、教育讓國人只知有政府空間和家庭空間，不知公共空間為何物，所以才陷入一會兒搞公共服務市場化，一會兒又回歸政府壟斷的混亂邏輯。”為此，支持公共理性必須由未來人數最多、最有分享意識的廣大中產階級來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