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的孵化、培養和資助從一開始就是由與美國軍事情報界直接關聯或密切相關的利益集團所主導的：這些集團中的許多人都加入了五角大樓高地論壇。
早在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之前，斯坦福大學的計算機科學系就與美國軍事情報界有著密切的工作關系。在整個九十年代，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給斯坦福大學、包括給谷歌的資金，都明確要求用于開發可以增強五角大樓在戰區的軍事情報作戰的技術。
在谷歌成立之前，參與為谷歌提供種子資金一事的中情局高級官員和中情局-國安局承包商同時考慮到了數據挖掘在反恐方面的作用，并產生了由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實際推進制作工具的想法。
在谷歌成立之后，投資谷歌的很多早期投資者都和美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例如著名的紅杉資本就積極幫助美國政府，尋找新興技術在作戰和情報收集中的應用。
與此同時，谷歌也對美國情報界“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一方面，谷歌通過開發谷歌地球、為中情局定制搜索引擎、以及幫助美國情報機構監控用戶數據這樣的項目，與美國情報界互通有無。另一方面，谷歌的高級管理層大量吸納來自于美國軍方和情報界的人員，其中包括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的高級代表等人。
谷歌的孵化、培養和資助從一開始就是由與美國軍事情報界直接關聯或密切相關的利益集團所主導的：這些集團中的許多人都加入了五角大樓高地論壇。
全面信息意識
1993年11月3日，美國高級情報官員、情報界管理參謀研發協調辦公室主任大衛·查沃尼亞(David Charvonia)通過電子郵件列表發出了一份海量數字數據系統項目論文征集通知。塔圖·于勒寧(Tatu Ylonen，廣泛使用的SSH數據保護協議的發明者)對電子郵件列表中的同事做出的反應很能說明問題：“加密相關性?還真是讓你思考是不是應該保護你的數據呢。”這封電子郵件還確認國防承包商、高地論壇合作伙伴科學應用國際公司負責管理海量數字數據系統項目的提交流程，論文摘要將通過一個科學應用國際公司的電子郵件地址發送給中央情報局研發辦公室的杰基·布斯(Jackie Booth)。圖拉辛漢姆透露，到1997年，即谷歌成立前不久，當她還在斯坦福大學監督其搜索引擎軟件的開發時，她的想法就轉向了海量數字數據系統項目的國家安全應用。她在其著作《商業情報和反恐中的網絡數據挖掘和應用》(Web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s i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Terrorism)(2003年)的致謝寫道，她和“中情局的里克·斯坦海瑟博士開始與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討論，將數據挖掘應用于反恐”，這個想法直接源自部分資助了谷歌的海量數字數據系統項目。“這些討論最終發展成為了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當前的EELD(證據提取和鏈接檢測)項目。”因此，參與為谷歌提供種子資金一事的中情局高級官員和中情局-國安局承包商同時考慮到了數據挖掘在反恐方面的作用，并產生了由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實際推進制作工具的想法。正如圖拉辛漢姆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所表明的，她至今仍堅定倡導為反恐目的進行數據挖掘，但她也堅稱這些方法必須由政府開發，并與民間自由律師和隱私權律師合作，確保建立健全的程序，防止潛在濫用。她指出，遺憾的是，隨著收集到的信息量越來越大，誤報的風險很高。1993年，當MITRE公司代表美國情報界發起并管理海量數字數據系統項目時，弗吉尼亞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阿妮塔·瓊斯博士(Anita K. Jones，MITRE的受托人)成為了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主任、五角大樓研究與工程的負責人。她自1988年以來一直是MITRE董事會的成員，從1987年到1993年同時在科學應用國際公司董事會任職。她作為1993年至1997年間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新負責人，聯合主持了五角大樓的高地論壇，正是在此期間，谷歌在斯坦福大學在MDSS項目的資助下進行了發布前的開發。因此，當圖拉辛漢姆和斯坦海瑟與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討論海量數字數據系統項目的反恐應用時，瓊斯正是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主任、高地論壇聯合主席。那一年，瓊斯離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回到了弗吉尼亞大學的教職崗位上。次年，她加入了國家科學基金會董事會，當然，也正是它們剛剛資助了布林和佩奇，同時，她也回到了科學應用國際公司董事會。她從國防部離職時，參議員查克·羅伯(Chuck Robb)向瓊斯致敬：“她讓技術界和軍事行動界齊心協力，共同制定了詳細計劃，以便在下個世紀也能保持美國在戰場上的主導地位。”
圖6：安妮塔·瓊斯博士，1993年至1997年間擔任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負責人，1995年至1997年間擔任五角大樓高地論壇聯合主席，在此期間，負責CIA-NSA-MDSS項目的官員正在資助谷歌，并與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就數據挖掘應用于反恐進行討論。
理查德·扎爾(Richard N. Zare)于1992年至1998年間擔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包括1996年以來擔任了一段時間的主席)。正是在這段時間內，國家科學基金會與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聯合資助了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1994年6月，身為斯坦福大學化學家的扎爾教授與杰弗瑞·烏爾曼教授(謝爾蓋·布林的導師)一起參加了一個由斯坦福大學和國家研究委員會聯合主辦的論壇，討論科學家需要展示他們的工作是如何“與國家需求相聯系的”。這次論壇匯聚了包括“華盛頓內部人士”在內的科學家和決策者。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EELD項目在瓊斯的監督下受到圖拉辛漢姆和斯坦海瑟工作的啟發，在布什執政時期，迅速調整并與一套進行全面監視的工具進行了集成。據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官員泰德·塞內特(Ted Senator，曾在該機構短期存在過的的信息意識辦公室負責領導EELD項目)表示，EELD是一系列“有前途的技術”中的一種，正準備集成到“原型TIA系統”中。TIA代表全面信息意識(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是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部署的全球電子竊聽和數據挖掘計劃。這一計劃是由伊朗門事件中的陰謀家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海軍上將制定的，他于2002年被布什任命為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新的信息意識辦公室的負責人。共有26家公司(包括科學應用國際公司)從波因德克斯特的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合同(具體數目仍然保密)，以推動2002年后的全面信息意識監視計劃，其中包括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PARC)。該計劃包括“基于行為的分析”、“自動檢測、識別和跟蹤”恐怖活動，以及其他數據分析項目。此時，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兼首席科學家是約翰·布朗(John Seely Brown)。布朗和波因德克斯特都是五角大樓高地論壇的參與者——其中布朗直到最近仍然定期參加論壇活動。據稱，在全面信息意識計劃遭到媒體曝光后，它于2003年因公眾反對而終止，但次年，波因德克斯特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防和安全官員一起參加了在新加坡舉行的五角大樓高地集團會議。同時，泰德·塞內特繼續在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負責管理EELD項目及其他數據挖掘和分析項目，直到2006年他成為科學應用國際公司的副總裁。他現在是科學應用國際公司/雷多思的技術人員。
谷歌、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和資金追蹤
早在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之前，斯坦福大學的計算機科學系就與美國軍事情報界有著密切的工作關系。1984年11月5日，著名人工智能專家愛德華·費根鮑姆教授(Edward Feigenbaum)的辦公室致里克·斯坦海瑟的一封信就為后者指明了斯坦福大學啟發式編程項目這一方向，信中還稱斯坦海瑟為“人工智能指導委員會”的成員。當時由五角大樓海軍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提供資金的一次承包商會議的與會者名單中包括了斯坦海瑟，他是所謂“OPNAV Op-115”的代表——這指的是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的作戰準備計劃，該計劃在推進軍隊數字系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費根鮑姆教授和同事們一直在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合同之下開展斯坦福大學的啟發式編程項目，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在此期間，僅費根鮑姆一人就從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獲得了超過700萬美元的資金，此外還有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海軍研究辦公室的其他資金。
布林在斯坦福大學的導師杰弗瑞·烏爾曼教授于1996年參與了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信息智能集成計劃的聯合資助項目。那一年，烏爾曼共同主持了由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資助的關于多系統之間數據交換的會議。
1998年9月，即謝爾蓋·布林向美國情報界代表斯坦海瑟和圖拉辛漢姆匯報情況的那個月，科技企業家安德烈亞斯·貝托爾斯海姆（Andreas Bechtolsheim）和大衛·切瑞頓（David Cheriton）各向谷歌投資了10萬美元。兩位投資者都與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有聯系。
貝托爾斯海姆作為八十年代斯坦福大學電氣工程專業的博士生，其開創性的SUN工作站項目得到了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和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資助——這項研究是貝托爾斯海姆與威廉·喬伊(William Joy)共同創立的太陽微系統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基礎。
而貝托爾斯海姆在谷歌的共同投資人大衛·切瑞頓一直是斯坦福大學的計算機科學教授，與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關系更加根深蒂固。阿爾伯塔大學于2014年11月授予他一項名譽科學博士學位，他在該校的簡歷顯示，切瑞頓的“研究已經獲得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支持超過20年”。
同時，貝托爾斯海姆于1995年離開太陽微系統公司，與切瑞頓成為合伙人，共同創立了花崗巖系統(Granite Systems)公司。他們于1996年將公司出售給思科系統公司，但保留了其重要所有權，并成了思科系統的高管。
我們從安然語料庫(Enron Corpus，由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獲得并向公眾發布的60萬封電子郵件組成的數據庫)中找到了一封理查德·奧尼爾發的電子郵件，邀請安然高管參加高地論壇，這表明思科和花崗巖的高管與五角大樓有密切的聯系。這封電子郵件顯示，2000年5月，貝托爾斯海姆的合伙人、太陽微系統的聯合創始人威廉·喬伊——當時他是太陽微系統的首席科學家和公司執行官——參加了高地論壇，討論納米技術和分子計算主題。
1999年，喬伊還擔任過總統信息技術咨詢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他負責監督的一份報告承認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已經：
“……于九十年代修改了其優先事項，以便基于對作戰人員的有用程度來對所有信息技術方面的資助作出評價。”
在整個九十年代，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給斯坦福大學、包括給谷歌的資金，都明確要求用于開發可以增強五角大樓在戰區的軍事情報作戰的技術。
喬伊的報告建議由五角大樓、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其他機構向IT部門提供更多聯邦政府資金。貝托爾斯海姆的另一位同事、當時太陽微系統的首席技術官格雷格·帕帕多普洛斯(Greg Papadopoulos)也參加了2000年9月的五角大樓高地論壇會議。
11月，五角大樓高地論壇接待了思科公司的互聯網副總裁蘇·博斯特羅姆(Sue Bostrom)，她和谷歌的投資者貝托爾斯海姆及切瑞頓一樣，都是思科的董事會成員。論壇還接待了時任花崗巖公司管理合伙人的勞倫斯·祖里夫(Lawrence Zuriff)——這時貝托爾斯海姆和切瑞頓已經將該公司出售給了思科。祖里夫曾在1993年到1994年間擔任科學應用國際公司的承包商，與五角大樓——特別是馬歇爾的凈評估辦公室——合作處理國家安全問題。當然，1994年，科學應用國際公司和凈評估辦公室都參與了五角大樓高地論壇的建立。祖里夫在科學應用國際公司任職期間的成果之一是一篇名為《理解信息戰》(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War)的論文，發表在科學應用國際公司資助的美國陸軍軍事事務變革圓桌會議上。
谷歌成立后，于1999年獲得了由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和凱鵬華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領投的2500萬美元股權融資。據“今日國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 Today)”報道，“紅杉資助的許多初創企業都與國防部簽訂了合同，特別是在911事件后，當時紅杉投資家馬克·克瓦梅(Mark Kvamme)與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會面，討論了新興技術在作戰和情報收集中的應用”。類似地，凱鵬華盈與In-Q-Tel公司建立了“密切關系”，In-Q-Tel是一家為初創企業提供資金的中情局風投公司，目的在于為情報界“推進有價值的‘優先’技術”。
約翰·杜爾(John Doerr)主導了凱鵬華盈對谷歌的投資，并因而在董事會獲得了一席之地，他也是貝托爾斯海姆的太陽微系統推出時的早期主要投資者之一。他和妻子安妮是萊斯大學工程領導中心(RCEL)的主要資助者，該中心在2009年從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獲得了1600萬美元，用于其平臺可感知編譯環境(PACE)的普遍計算研發計劃。杜爾與奧巴馬政府也關系密切，奧巴馬上臺后不久，他就建議五角大樓增加對科技行業的投資。2013年，杜爾在《財富》國際科技頭腦風暴大會(Fortune Brainstorm TECH)上盛贊“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資助了GPS、CAD、絕大多數重要的計算機科學系，當然還有互聯網。”
換句話說，谷歌的孵化、培養和資助從一開始就是由與美國軍事情報界直接關聯或密切相關的利益集團所主導的：這些集團中的許多人都加入了五角大樓高地論壇。
谷歌占領五角大樓
2003年，谷歌開始根據與中情局的特殊合同為其情報環（Intelink）管理辦公室定制搜索引擎，“用來為中情局和其他情報機構監督絕密、秘密以及敏感但不保密的內網”(“今日國土安全”報道)。那一年，中情局的資金也經由國家科學基金會“悄悄地”被撥給可能有助于創造“通過先進技術打擊恐怖主義的新能力”的項目。
第二年，谷歌收購了最初由In-Q-Tel投資的Keyhole公司，并開始使用Keyhole開發谷歌地球背后的先進衛星測繪軟件。前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負責人、高地論壇聯合主席阿妮塔·瓊斯從那時到現在一直是In-Q-Tel的董事會成員。
2005年11月，In-Q-Tel發布了將出售220萬美元谷歌股票的消息。一名IT承包商隨后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情報界專業人士閉門會議上表示，至少有一家美國情報機構為了獲取“國家安全情報利益”相關數據，正在努力“利用谷歌的（用戶）數據監控”能力，他并沒有指出是哪家機構，但這讓谷歌與美國情報界的關系進一步曝光。
Flickr相冊上一張日期標為2007年3月的照片顯示，谷歌研究總監、人工智能專家彼得·諾維格（Peter Norvig）參加了那年在加州卡梅爾市舉行的五角大樓高地論壇會議。諾維格在2007年高地論壇閱讀清單的客座編輯名單里榜上有名，這也證實了他與論壇的密切聯系。
下面這張照片顯示了諾維格正在和劉易斯·謝潑德(Lewis Shepherd)交談，后者是國防情報局的高級技術官，負責調查、批準和架構“全球國防情報IT企業的所有新硬件/軟件系統和采購”，包括“大數據技術”。謝潑德現在在微軟工作。諾維格1991年時是斯坦福大學的計算機研究科學家，之后于1994年加入了貝托爾斯海姆的太陽微系統公司，任高級科學家，之后出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計算機科學部門負責人。
圖7：劉易斯·謝潑德(左)，時任五角大樓國防情報局高級技術官，正在與彼得·諾維格(右)交談，后者是著名人工智能專家、谷歌研究主管。照片來自2007年的高地論壇會議。
諾維格出現在奧尼爾的Google Plus個人資料中，是他的密切聯系人之一。奧尼爾在Google Plus上的其他人脈關系則表明他不僅與諸多谷歌高管有直接聯系，還與美國科技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有直接聯系。
隨便舉幾個例子：這些聯系中包括米切爾·韋斯蘭德·奎德(Michele Weslander Quaid，前中情局承包商、前五角大樓高級情報官員，現任谷歌首席技術官，正在開發“最適合政府機構需求”的項目);伊麗莎白·丘吉爾(Elizabeth Churchill，谷歌用戶體驗總監);詹姆斯·庫夫納(James Kuffner，人形機器人專家，現任谷歌機器人部門負責人，正是他引入了“云機器人”一詞);馬克·德拉波(Mark Drapeau，微軟公共部門業務創新參與總監);程麗麗(Lili Cheng，未來社會化體驗實驗室(FUSE)總經理);喬恩·烏德爾(Jon Udell，微軟“創新傳道者”);科里·安德雷卡(Cory Ondrejka，臉譜網(Facebook)工程副總裁)。
2010年，谷歌與國安局的姊妹機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NGA)簽下了一份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無投標合同，用谷歌地球為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提供可視化服務。谷歌地球背后的軟件正是谷歌通過從中情局風投公司In-Q-Tel購買Keyhole公司而得以開發的。
一年后，也就是2011年，奧尼爾的另一位Google Plus聯系人米切爾·奎德(曾在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國家偵察局和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擔任過行政職務)從政府離職，成為了谷歌的“創新傳道者”和尋求政府合同的關鍵人物?？录尤牍雀枨暗淖詈笠粋€職位是擔任國家情報總監在情報、監視和偵察特遣部隊的高級代表，以及擔任主管聯合和聯盟作戰人員支持(Joint and Coalition Warfighter Support，J&CWS)的國防部副部長的高級顧問。這兩個職位的核心工作都是信息作戰。換句話說，在奎德轉投谷歌之前，她一直與國防部情報副部長辦公室密切合作，而五角大樓高地論壇正巧隸屬于該辦公室?？卤救藚⒓舆^論壇，但我無法確認確切的時間和頻率。
2012年3月，當時的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負責人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她也是五角大樓高地論壇的聯合主席)追隨同事奎德加盟谷歌，負責領導該公司新成立的先進技術和項目組。杜根在五角大樓任職期間領導了戰略網絡安全和社交媒體等項目。她負責將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調查攻擊能力以滿足軍事的特定需求”的工作“份額不斷增加”，并在2012年到2017年間為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網絡研究獲得了5億美元的政府資金。
圖8：雷吉娜·杜根，前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負責人，高地論壇聯合主席，現在是谷歌高管——盡力看起來像她扮演的角色。
2014年11月，谷歌的首席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專家詹姆斯·庫夫納與奧尼爾一起，作為代表參加了在新加坡舉行的2014高地島嶼論壇，探討“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進步：對社會、安全和沖突的影響”。這次活動包括了來自奧地利、以色列、日本、新加坡、瑞典、英國和美國的26名工業界和政府代表。但庫夫納與五角大樓發生聯系的時間其實還要早得多。1997年，庫夫納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擔任了五角大樓資助的“聯網自主移動機器人”項目的研究員，該項目由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和美國海軍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