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虎嗅)
今年5月，位于加拿大多倫多水岸碼頭的明星項目Quayside在掙扎許久后，終于還是被谷歌旗下的Sidewalk Labs宣布放棄。
相關聲明中，Sidewalk Labs CEO Dan Doctoroff 表示，因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問題，導致Quayside的財務無力負擔起核心計劃。
這邊是谷歌計劃投入13億美元的明星項目破產。而另一邊，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卻更加如火如荼。
2020世界智慧城市大會上，中國的三座城市囊獲大獎，其中上海榮獲“世界智慧城市大獎”，深圳以科技賦能城市精細治理榮獲“全球使能技術大獎”，佛山市南海區榮獲中國區“經濟大獎”。
根據德勤對全球智慧城市在建數量統計，中國是全球智慧城市建設最為火熱的國家，試點數量占比達到了48%。發生在國內的智慧城市建設熱潮意味著全球信息化時代新一波變革中，中國有機會成為引領者。
狂潮之中，有清醒者指出當下中國智慧城市的建設進入了深水區。縱觀整體發展，不乏理論方法滯后于實踐、過度追求階段性成果、自研技術儲備不足等具有隱患的問題。
深水之下 ，誰能率先浮出水面?
Quayside背后智慧城市的困境
截至2019年末，我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高達60.6%。工業革命之后，城市早已成為人類經濟和文明的原動力。
在中國，工業增加值的60%、第三產業增加值的85%、國內生產總值的70%、國家稅收的80%都來自城市。因此，城市信息化不僅事關城市治理，更引領著國家經濟民生等各個領域。
在我國，智慧城市的發展經歷了數字城市-信息城市-智慧城市三個階段。2009年1月，IBM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智慧城市”的概念引發了全球1000多個城市的參與和投入，其中尤以中國最為熱切。據聯合國統計，我國大約有 500個智慧城市試點項目，是世界上試點數最多的國家，而國內城市中，深圳在2010年就提出了“打造智慧深圳”的概念。
《智慧城市：大數據、互聯網時代的城市治理》一書中曾指出：“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智慧城市涉及的學科包括計算機科學、信息工程、地理信息系統、公共管理學、區域經濟學、城市社會學等，是典型的交叉學科。”
不僅是多個學科交叉，智慧城市涉及的核心技術如物聯網、云計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對人才、資金、技術都有極高的要求。但如果智慧城市需要的僅僅是技術+研究理論，谷歌位于加拿大多倫多水岸碼頭的Quayside，最初的設想已經足夠完美。
Quayside的提案中，城市被想象為一個三層結構。 底層是隧道網絡，中間層是一個公共領域，承載人車流動和建筑物等設施，頂層則是指揮底層與中間層的數字層。
但最令大眾癡迷的是這個城市以樂高的方式進行組合，所有建筑都將是模塊化的，無論是住宅還是交通設施都可以重組和變幻。再加上大量機器人的應用，自動駕駛、自動感應類的產品大量應用，Quayside原本承載了人類對未來城市的終極幻想。
但Quayside的破產，充分證明智慧城市的建設很難畢其功于一役。其建設理念、階段、對技術的把控，必須符合不同國家國情、不同城市本身的建設水平、及其主體用戶(城市居民)的需求。
(多倫多)
誰是智慧之城
相比谷歌這類以尖端技術直接繪制智慧城市終極形態的科技公司，國內主流科技公司更多是在依據城市管理者、城市發展水平以及城市居民的具體需求設計智慧城市的架構。
2017年，由全國信息技術標準化技術委員編撰的《智慧城市技術參考模型》出臺，他們設計了智慧城市由物聯感知層、網絡通信層、計算與存儲層、數據及服務融合層、智慧應用層五個橫向層次和安全保障體系、運維管理體系、建設管理體系三個縱向層次組成的支撐體系。
其中五個橫向層次要素可以歸納為“感傳知用”。所謂“感傳知用”，以人體來舉例就是，獲取城市各種數據的“眼睛”;傳輸網絡通信信號的“脈絡”;計算、儲存和分析數據的“大腦”以及應用層的“四肢”。
目前國內主流智慧城市供應商，如騰訊的WeCity、阿里的ET城市大腦、百度的城市大腦以及華為的智能體解決方案，都是按照《智慧城市技術參考模型》的架構進行搭建的。
但由于各家科技公司的技術基礎以及對智慧城市的理解不同，最終產出的結果上又各有側重。在近兩年的智慧城市標的爭奪戰中，他們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案。
目前，在眾多標的中，華為系中標11個項目，中標金額38億;騰訊系中標33個項目，中標金額35億;阿里系中標68個項目，中標金額23億;百度系中標1個項目，中標金額1.4億;其中19個項目采用了聯合體投標。
細看幾家的方案，騰訊WeCity未來城市側重“感知”。這是由于騰訊具有在2C領域的天然優勢，通過微信、小程序切入，他們一端鏈接海量的城市業務場景，一端連接居民，類似于公交車乘車碼、健康碼、人口普查小程序等項目很容易快速落地，基于騰訊的“集約后臺+敏捷中臺+生態前臺”技術架構，騰訊的智慧城市項目具備了門檻低、建設時間短的特點。
百度較晚進入科技公司的智慧城市之戰。2020年5月18日，百度發布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從其最新公布的方案來看，他們主要側重于以人工智能能力構建的“知”，在“感”和“傳”等層次還沒有進行深度的覆蓋。
如果國內智慧城市的建設，更多目光集中在杭州與深圳兩座信息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其背后則是阿里和華為兩家科技公司的較量。
阿里主打城市大腦，其核心領域是交通，借助在基礎設施安裝攝像頭等感知工具，對數據進行采集、分析和人工智能決策與控制來搭建智慧城市，據阿里公開的數據顯示，在城市大腦的加持下，杭州道路通暢率平均提高了17%。
城市大腦代表的是當下智慧城市一種主流的IOC解決方案。IOC是指智慧城市智能運行中心，它通過集中化的智能，提供了對日常城市運營的洞察。現在，城市、政府機構和企業可以優化運營效率并改進規劃。
在這套解決方案中，“大腦”被視為核心區域，它集數據、分析與指揮于一體。IOC的理想狀態是，通信網絡作為神經，物聯網作為血管，云計算作為核心引擎，讓數據流淌在整個城市之中，驅動各類智能應用為城市服務。
現行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大多都在依照IOC的思路進行搭建。但中國工程院院士高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目前的城市大腦系統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再度進化。
在他看來，目前城市大腦系統主要依靠單一功能的攝像頭，這些攝像頭有的專門做存儲，有的是編碼壓縮攝像頭，還有專門做人臉識別、車牌識別和卡口的攝像頭。
盡管之前人們認為攝像頭可以成為智慧城市的“眼睛”，獲取信息，但實際上人本身的眼睛和視網膜是可以獲取大量不同信息，并對信息進行初步分析的。高文說“現在的系統不進化不演進是不行了，我們必須向人學習，做人工的視覺系統。”
鵬城模式
2020年9月，“HUAWEI CONNECT 2020”會議期間，華為公布其升級后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這是一套被命名為“智能體”的政企智能升級的參考架構。智能體由智能交互、智能聯接、智能中樞、智慧應用四層組成，以AI為核心，云為基礎。華為希望通過云網邊端協同，構建一個開放、立體感知、全域協同、精確判斷和持續進化的智能系統。
2017年，在深圳高交會上，華為就提出了“從數據感知到數據分析與處理完整閉環的有機生命體”的理念。基于這一理念，華為在建設智慧城市時，更注重在城市的“神經系統”之上，實現城市數據融合與多業務協同，提升城市整體的運行效率與服務能力。
而“智能體”，華為公司高級副總裁、中國區地區部總裁魯勇介紹其為建設城市的“眼、腦、手、脈”全智能生命系統。
魯勇認為智能體的基礎上，再融匯治理城市全域數據、做好持續運營，才能讓城市順暢運行、均衡發展、自我優化。
華為提出的“智能中樞”，與“城市大腦”有本質的不同。后者更趨向于指揮與決策，而智能中樞將智能傳輸的重要性也提到了同等位置。結合5G如今在國內的爆發趨勢，這一區別，使得華為更容易踐行其“智慧城市是一個有機生命體”的理念。
(智慧城市演進技術參考架構)
以華為在深圳的“鵬城智能體”建設為例，剛剛拿下了“全球使能技術大獎”的深圳，早已成為全球智慧城市建設的樣本之一。
目前，深圳管理服務指揮中心已接入了全市82套系統，匯集各部門100類業務數據，38萬多路視頻數據，構建了200多城市生命體征監測一級指標。
智慧應用方面，深圳98%的行政審批事項實現了網上辦理，約95%的行政許可事項實現了“零跑動”;全市AI智能信號燈控“一張網”等智慧交通服務的建設，使得城市高峰期機動車通行速度提升10%，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智慧機場建設全面實現了刷臉登機和機位智能分配，機場出港航班準點率達90%，位居全球大型機場前列，旅客平均等待時間縮短近40%;深圳已經實現了所有醫院醫學檢驗和影像檢查結果互聯互通互認，在智慧醫療的服務支撐下，讓患者平均節省40分鐘左右的排隊時間，每年降低患者就醫費用4000多萬元……
對于鵬城智能體，華為公司高級副總裁、云與計算BG總裁侯金龍表示，這是數字深圳的一個頂層設計，華為希望通過5G、云、AI、計算等多種技術的融合以及深圳城市治理，包括城市應用相結合，進行聯合深度的創新，從而實現這一個目標。
實際上，智能體本質上是城市智能升級的技術參考架構，這一構想除深圳外，已經獲得了成都、福州、南昌、長春等城市響應，包括蓉城智能體、榕城智能體、洪城智能體和長春智能體的建設紛紛上線。
熱潮涌動之下，華為仍舊保持著清醒的態度。
今年11月，華為全球政府業務部總裁岳坤向《觀察者網》表示，中國的智慧城市試點從2012開始至今，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有的場景仍然存在一些負面評價。在他看來，智慧城市的建設中，仍舊存在過度追求階段性成果、急功近利的現象，目前整個行業進入了深水區。
《足夠智能的城市》一書作者本·格林指出， “目前智能城市技術已經成為增加監控、企業利潤以及最糟糕的社會控制的隱蔽工具。 這種不民主的架構增加了政府和企業對公眾的權力，不管我們是否認識到這一點，今天城市所使用的技術將在確定未來社會契約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
城市的管理者，與其說是在挖掘數據潛能，實際上，應該更多地去尋找能夠用來提供服務的數據。智慧城市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城市居民和政企機構，城市管理者掌握數據不是最終的目的，建立有效聯接的數據系統才能真正讓智慧城市發揮作用。
對于當下智慧城市的解決方案過度重視“大腦”，忽視實時數據的采集與智能交互等現象，華為智能體的提出則希望進一步推動智慧城市的建設，從單一的計算分析進入到“感傳知用”全面智能化的新階段。
在2020華為全聯接大會上發布智能體，侯金龍發表演講稱，智能體的最大特征是云網邊端協同，軟件與服務生態和邊緣計算生態是智能體發展的關鍵，而這兩項技術與全球空間結合后，將分別產生1萬億美元和5000億美元的產值。
(深圳)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說：“只要每種形式還沒有找到自己的一座城市，新的城市就會不斷產生。一旦各種形式窮盡了它們的變化，城市的末日就開始了。”
智慧城市的意義就在于，當城市被視為有生命力、會呼吸、會思考、成長和變化的存在時，它的生命也會無限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