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司徒兆敦
以下為采訪摘要
真實在眼前
是看不見 還是接受它
對話 司徒兆敦
司徒兆敦今年84歲，很多人未必熟悉他，但提到他的學生，你很難沒有聽說過。陳凱歌、田壯壯、李少紅，中國最有名的第五代故事片導演，幾乎都被司徒兆敦指導過。
田川：等于從78屆到98屆，您教了整整20年故事片。司徒兆敦：對，我故事片教得最好。后來我去教紀錄片了，為什么？因為發現現在的電影已經沒希望了。我們現在受那些爛電影的影響，它們那種審美跟紀錄片里的真實人物，怎么比？所以我就強制我學生，不喜歡也得給我看，看夠了紀錄片你就發現，原來這些普通的臉是最漂亮的。必須要從紀錄片開始抓，通過紀錄片的教育、滲透，轉變我們的民族審美觀。我們的審美觀都被現在的爛電影、爛電視給攪了。我說得一點兒不過分。有的抗日劇，那能看嗎？歷史劇，完全不懂歷史。
對話 司徒兆敦
除了在電影圈高徒無數，司徒兆敦的家族歷史更奪人眼球。近些年，在不同場合，他的發言總圍繞著“真實”二字。從戰亂中走來，成長在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中，加上父輩的神秘過往，歷史的復雜讓司徒兆敦的生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深陷在真假難辨的政治漩渦中。我們好奇，“真實”在他的工作和生活里到底有著怎樣的份量?！扒笳妗?，又會為一個家庭，乃至社會帶來何種變化。
司徒兆敦：我因為講真話吃夠了苦，也因為講真話得到了最大的好處。
對話 司徒兆敦
司徒兆敦的父親司徒慧敏，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著名電影人、地下黨。因為父親地下黨的特殊身份，司徒兆敦從小就見慣了“大場面”。媽媽為重慶國共談判期間的毛澤東、周恩來做衣服；聶耳在他家寫出了《義勇軍進行曲》；葉挺離世前最后一晚，在司徒兆敦家度過；重慶沙坪壩一次百人地下黨聚會，就是借著為司徒兆敦奶奶祝壽的機會開的。司徒兆敦描述當時的場景，蔣緯國在樓上跳舞，周恩來在樓下召開秘密會議。
△司徒兆敦(一排左一)與家人合影
司徒兆敦：那次秘密會是借著我奶奶70歲做壽開的。郭沫若、茅盾……就民主人士那些頭兒全來了。當時先來的是蔣緯國，就是蔣介石的小兒子，緊接著周恩來就來了。我那時候小，就記得吃蛋糕。我爸就讓我坐在門口看著，說來了不熟的人，你趕緊通知我們一下。我父親從來不大聲說話，他很厲害的，他一看你，你就知道自己錯了。我印象很深，以前他有一根派克鋼筆，必須配派克墨水用，寶貴得不得了。我偷偷用他的墨水，結果就打翻了。打翻了我也不告訴他，就給他兌上自來水。可是我父親一用，馬上就發現不對。然后他就跟我說了一句，打翻了你告訴我，兌上水我就不能用了，就這一次，以后你要說實話。這件事跟我后面做紀錄片要求真實，做人要真實，很有關系。田川：您在和父親的交往、相處中，有看到他不得不去講假話的時候嗎？司徒兆敦：他也有講假話的時候，他也很痛苦，這個我們可以理解。他就是聽組織的話，組織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這一點給我很深的印象。我本來畢業是想去當導演的，可是學校要求我留在學校教學。我父親就跟我說，你還是要聽組織的安排。我一開始不愿意，年輕人心高，最后還是服從了?？赡芨腋赣H后來做隱蔽戰線的工作，這種嚴格的紀律性有關系。我們做什么事兒都是非常規范的，要求很嚴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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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父親的特情工作，很長一段時間里，司徒兆敦一家人都在歷史的虛虛實實中，被弄得風雨飄搖。他們四處搬家，躲避追捕，下牛棚，蹲監獄，經歷的種種波折都離不開“真”與“假”二字。久而久之，司徒兆敦也體會到了真實的可貴、危險與荒誕。
司徒兆敦：很多我父親的事情連我媽都不知道，她就是典型的中國婦女?！拔母铩钡臅r候那么整她，她說我就是不知道。這是真的，她說的是真話，可別人都認為她在說謊。
我個人還是這個觀點，我要求我自己，第一不能說假話，但是真話不能全說。田川：您這輩子說過謊話嗎？司徒兆敦：謊話肯定說過，因為有的時候你不想說還非要你說。比如“文化大革命”要你揭發人家，你得敷衍了事，就得說，說完還得在底下跟人說對不起。
△司徒兆敦父母 司徒慧敏(父) 鄧雪瓊(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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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司徒兆敦一家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1968年，司徒兆敦因卷入“二流堂”和“上海藏書樓”事件被捕，那一年，他30歲，之后的五年，他在監獄中度過。
△司徒兆敦
司徒兆敦：我因為講真話曾被關押。所以人不要變得直不楞登的，那將來要吃虧的。哪些東西可以妥協，哪些東西不能妥協，一定要分清楚。田川：對您來講什么是不能妥協的？司徒兆敦：就是人性的底線，包括對朋友，對友誼的背叛，這是我認為的底線。對我很好的韓韋老師，那會兒他跟我住一個屋。突然有一天我被打成反革命了，我就收拾行李，要離開韓韋老師的房間。韓韋說你怎么了？我說我現在遇到這個事兒了，我不能影響你。他說你這孩子，你能有什么事兒，沒事兒，你就住在這兒，我了解你，你沒有問題。可過了沒多久，上?？朴皬S來抓他，說他是漏網右派，我就害怕了。我心想我年輕，他那么大歲數，誰知道他有什么事兒。我就把行李偷偷搬開了。過兩天要批斗他，要我揭發他，我說韓韋老師沒跟我說過任何不好的東西?？蓻]幾天，他要被押回上海了。同學跑來找我說，司徒老師不好了，韓韋老師被抓走了，我們要去送老師，你去不去？我就不敢去。
△韓韋
司徒兆敦：我遇難了，韓韋老師說相信我，等他遇難了，我認為他有問題。后來從監獄出來，我做的第一件事兒，就是到上海找韓韋老師。找到他我說，韓韋老師我最對不起你，我覺得感情的背叛是不能原諒的。韓韋老師說沒有沒有，我早忘記這事兒了。我現在寫回憶錄，總是記起這個老師。他教會我實事求是，教會我調查研究的方法。我對不起他。后來有一次采訪，有個燈光師傅是上?？朴暗?，我問他韓韋老師怎么樣？他說很可惜，頭兩年自殺了。我說怎么了？他說韓韋老師的老伴去世了，后來他又找了個老伴，兒子不干，吵翻了，他就自殺了。
講真實 也要講關懷
司徒兆敦：影響我一生的兩個人，一個是韓韋老師，再一個就是我的班主任，田風。
快畢業的時候，我們班出了個以郭寶昌、劉文田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郭寶昌是《大宅門》的導演，他是我們班最小的同學，他怎么成反革命了呢？就因為他太有錢了，那會兒他很同情家庭經濟困難的同學，經常把他們接到所謂的大宅門里吃飯。那時候困難時期，我印象他們家床底下都堆著罐頭，掏一個就吃。我們班經濟有困難的同學就在他那兒吃，吃完就開始胡說八道，什么都敢說。
△司徒兆敦(右二) 郭寶昌(左二)
司徒兆敦：后來一來政治運動，人家一揭發一找根，你這出身是大資產階級，那不找你找誰？所以就整郭寶昌。當時田風老師因為身體不好回大連休養了，他回來一聽，怎么我的學生成反革命了？領導就跟他講，你得寫他們的問題。田風老師就說，我覺悟不高，我看不出來他們有問題，如果有問題是我的責任。
△田風
司徒兆敦：所以我向我的老師學了很多，做人，教孩子，你不能把人帶壞了。一入學，老師就告訴我們一句話，我的門24小時為你們開著。這個也影響到我帶學生，我第一面見我的學生就會跟他們說，我的門24小時為你們開著。一個田風老師，再一個就是韓韋老師。這些老師影響了我，讓我形成了今天這種性格。
對話 司徒兆敦
“真實”這個命題，也時常伴隨著司徒兆敦的電影工作。1959年，司徒兆敦考上北京電影學院。那段時間他有時會被安排陪同外國人在北京參觀。因為發生過老百姓砸外國記者照相機的事件，司徒兆敦說，他當時非常擔心外國友人會拍攝中國落后的那一面。
司徒兆敦：周總理就說，不要砸人家東西，那不好，很不文明。他說中國就是有這些不好的東西，就讓他拍嘛?？偫砗芡纯?。這只能激勵我們消滅這些東西，你消滅它，就沒有了。上次在廣州紀錄片電影節，我說我帶學生永遠告訴他們，第一條是有沒有這個事兒？我拍到了蒼蠅，你就不能說中國沒蒼蠅，因為我拍到了。紀錄片要記錄生活里那些真實的東西。其實，真實這個門已經在你面前了——你能不能接受它們？能不能發現它們？很多事情碰到你這兒了，但你拒絕它，或者看不見它。我就舉了個例子，中國農村在60年代，無法想象，沒有糧食吃，吃那種糊糊。
對話 司徒兆敦
五六十年代，司徒兆敦聽從周總理對干部子弟的教導，不要脫離群眾，不要搞特殊化，他去到農村中學，一待便是三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更是要求他們到農村和工廠參加勞動。農村生活的經驗，讓司徒兆敦對“真實”的沖擊力，有了更深的體會。
司徒兆敦：那時候要求我們實現“三同”，我們跟老鄉住一個炕，早晨要給他們挑水，要一起干活。那時候修密云水庫，正好過清明節，老鄉一個個跪著，沖著水庫磕頭。剛去的時候不知道，我們問你們怎么了？他們說我們老祖宗都在水底下呢。他們來不及遷墳吶。老百姓為國家所做出的這種付出，對我的教育太深了。我在密云沒糧食吃，吃的白薯都是凍壞了的，吃得我后來只要看見白薯就惡心。結果有一天，有一個老太太，是個瞎子，帶著小孫子。她突然間給我端上一碗黃米飯，我一看，真是眼睛放光。但是咱們知識分子都客氣，我就假模假式地說你們都吃了嗎，老太太說吃了吃了，你吃吧。我剛要去拿那個碗，就看到那邊有兩只小手抓著桌子，我抬頭一看，一對眼睛就看著你，跟狼一樣。那么點兒一小姑娘，手把桌子抓得緊緊的，她不敢抓那個碗，就抓著桌子。我當時眼淚就下來了，我說吃不了。我跑到鍋那兒掀開一看，全是爛白薯。這些東西讓我太震撼了。
△司徒兆敦
司徒兆敦：我特別喜歡的意大利女導演卡瓦尼講過一句話，她說電影只表現事實是什么，要把作品的闡釋權交給觀眾。所以我就記住了周總理那句話，因為它有，所以我拍到，它沒有，我想拍也拍不到。我就覺得，要堅持說真話，實事求是。說真話，你不會吃虧。遮遮掩掩更麻煩，吹大牛更不行。
對話 司徒兆敦
從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司徒兆敦的生活都被政治運動籠罩著。1978年，40歲的司徒兆敦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擔任北京電影學院78級導演班班主任。他的父親司徒慧敏，也在那一年出任文化部副部長。
走出“文革”陰霾，司徒兆敦除了教學外，還先后拍攝了電影《竹》、《青山夕照》、《父子婚事》。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他自己和學生們的電影事業，在“實事求是”的口號中，小心翼翼地，慢慢得到開拓。
司徒兆敦：那時候我領著田壯壯他們拍片子，拍了《我們的角落》，是根據史鐵生小說拍的。結果那年批判了兩個片子，一個是《太陽和人》，另一個就是《我們的角落》。
△《我們的角落》
司徒兆敦：“太陽”和“角落”被說是那年最反動的兩個片子，說是丑化社會主義。我特別郁悶，我辛辛苦苦為殘疾人做點事兒，結果就這個遭遇，要挨批判。我不高興，在家里發火。突然間有人敲門，我一開門，一個盲人站在我面前。他說你是司徒兆敦嗎？我說是，我不認識你呀。他說你是不認識我，我說句話就走，我是從天津來的，到北京電影學院，他們告訴了我你的地址，我又坐公共汽車找，找到你的。我家在六樓，他爬著上來的。他說，我聽說你為我們殘疾人拍了一部片子，受了批判，你不要怕，你沒做錯事，你不要怕，我走了。我突然就顛倒過來了。我一直認為殘疾人很可憐，他們是弱者，是弱勢群體?？晌彝蝗话l現，他們比我們堅強，他就為這句話，從天津趕過來。生活給了我們很多教育。所以我覺得紀錄片很重要。除了真實，還要在紀錄片里反映人文關懷。人家說政治、意識形態，我說我對這些不太感興趣，我就是要講真話，要講事實是什么。至于怎么解釋，是另外一回事。田川：您對真實的堅守有過妥協嗎？司徒兆敦：妥協有時候是正常的。田川：在什么情況下您會妥協？司徒兆敦：有些意識形態完全不一樣的在那兒爭論，我一般不爭論。這是我從我父親那兒學來的，就是你聽聽我的意見，我也好好聽聽你的，我們都想一想。妥協不是軟弱，妥協是從大局出發。大局有時候是要靠時間等的。我父親最后留下一句話，他說兆敦你要記住，人是會變的，國家也會變，你不能以意識形態來決定你的朋友。所以，還是要以寬容的態度去對待別人，哪怕是不同政見的人。
制片人：張燕
編導：伊帆
編輯：楊思藝、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