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費斯克認為“抵抗著霸權式的快感”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而躲避式快感正是其中之一，即經由“逃避性的，躲閃著社會的控制……回避著那些掌有權力者企圖不斷強加到我們或他人身上的規訓”，進而獲得的快感。
約翰·費斯克指出“任何失去控制的東西，都是潛在的威脅，也總是招致道德、法律或美學上的權力的規訓”。
而“弱者脫離控制的征兆，使秩序的力量（不論是道德的、法律的還是美學的）受到了驚嚇。因為這些征兆不斷提醒人們，社會的控制是何等脆弱，何等令人怨恨；而這些征兆也表露出（即使是短暫的），逃避社會的控制，如何可以創造出某種自由感”。
這種自由感與巴赫金所說的狂歡化帶來的自由感相通，約翰·費斯克也指出：“這種自由，時常以過度的、‘不負責任的’（即，搗亂式的或不守秩序的——這些形容詞是意味深長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來?！?/p>
新世紀國產喜劇電影的奇觀化與狂歡化趨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新世紀觀影群體躲避式快感需求的回應。受后現代文化影響的新世紀觀影群體，其“反叛性”在現實生活中較難找到得以釋放的突破口。
這樣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群體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壓抑必然需要尋找宣泄渠道，暴力娛樂活動的流行正是這一需求的印證（如暴力美學影片的流行、暴力游戲的盛行都是這一需求的反映）。躲避式快感，常常“圍繞著身體，而且在社會的意義上，傾向于引發冒犯與中傷”。
新世紀國產喜劇電影的狂歡化趨向正是為了制造這種躲避式快感，比較突出的體現是狂歡化特質中的粗鄙化傾向，包括對暴力血腥場面的戲謔化處理，使觀影者能夠以躲避規訓的抵抗心態面對殘忍事件。
在感受狂歡體驗的同時，既免于社會道義的懲戒，又能借由喜劇電影的游戲化語境，免于由對被虐者的關注或同情而引發的自責。
如果細究起來，很多喜劇電影其實是十足血腥的，而恰是借由狂歡化體驗的營造，使文本的焦點避開了血腥帶來的殘忍意義，進而實現了較一般暴力影片更勝一籌的躲避式快感，這既是對權力規訓的回避，也是對自我道義規范的掙脫。
其他粗鄙化的表現還有很多，如s情話題的引入、刻意丑化方言的運用及屎尿屁元素的融入等。這些粗鄙化的表達，在具體實施中一定會中傷片中部分人物的形象或利益。
喜劇電影游戲化的處理使觀影者免責于對其“不道義”的嘲笑，進而盡情地投入“躲避式快感”，即“從自我的控制/社會的控制逃避出來的快感”。
這種“躲避式快感”特別體現于對狂歡化人物的“脫冕與加冕”中，每一次對加冕人物的脫冕都必然攜帶著對被脫冕者的不同程度的冒犯與中傷，而夾雜粗鄙化元素的脫冕就更加慘烈，但給觀影者帶來爆笑狂歡體驗的恰恰是被脫冕者的處境，觀影者在情緒上其實是全程參與到脫冕過程中的。
這類似于約翰·費斯克所舉的《搖滾與摔跤》節目的例子：“這種參與方式其范圍可從肉體上的——拳頭雨點般地（其實是無效的）落在某一個摔跤選手身上，或是幫助另一位摔跤選手站起身來——經由語言上的——呼喊助陣以及謾罵，或是高舉海報——一直到象征意義上的——揮舞著某人所喜愛的摔跤選手的人體模型，或是穿著印有該摔跤選手肖像的T恤衫?！?/p>
類似情境在喜劇電影的狂歡化處理中經常被用到，例如對某一人物的脫冕過程，就不可避免地融入類似情節，而帶動觀影者狂歡情緒的正是其身臨其境般的身心同一的參與，絕不限于片中人物自身的脫冕過程。
這其實也構成了奇觀，無論奇觀性場景、奇觀性動感還是奇觀性敘事都可能融入到這種狂歡中，尤其是奇觀性動感，常常是喜劇電影對人物進行脫冕處理的主要方式。
借由觀影者的身心介入感，影片帶給觀影者極強的躲避式抵抗快感，此時，“奇觀與觀眾之間在范疇意義上的區別被取消，所有人都奇觀式地介入到這個顛倒的、戲仿的世界”。這種制造方式的誘惑力在吸引觀影者的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資金與利益方。
商業化運作的影片必然會投其所好，這類“躲避式快感”開始頻繁應用于新世紀國產喜劇電影中，在構建密集式快感體驗的同時，忽略甚至是放棄了文本的深度意義建構，新世紀“嘻劇”的泛濫與流行正源于此。
頻繁制造無意義“躲避式快感”的影片，不再追求更深的理性探求，轉而以制造“躲避式快感”為噱頭，“用嬉戲、傻樂和吊詭的露丑賣乖來掩飾自身生活處境的困頓不安”。
問題的癥結并不在于受眾對“躲避式快感”的追尋，也不在于喜劇影片對這種快感的利用，而在于一種類似于“奶頭經濟”的陷阱。
這類淺層狂歡、社會層面失語的喜劇影片已經脫離了喜劇電影本體，進而淪為一種純粹的游戲化文本，這類文本會對受眾產生迷幻麻痹作用，由所謂的“躲避式快感”堆積出來的是一種構建“順從式”快感的企圖。
換言之，由無意義快感堆積出來的喜劇影片帶給觀影者的是一種暫時的虛假解脫和長久的精神麻木，其常?；乇墁F實的問題，或者存在思想性割裂甚至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