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 者丨馮戀閣、鐘雨欣
編 輯丨王俊
2023年1月1日，《婦女權益保障法》正式施行。同日，以該法為依據，全國首份“保障婦女隱私和個人信息”人身安全保護令在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發出，裁定禁止被申請人李某繼續泄露、傳播申請人陳某的隱私和個人信息。
首份“保障婦女隱私和個人信息”人身安全保護令簽發具有怎樣的意義？《婦女權益保障法》施行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實踐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
受訪專家指出，這是第一份基于《婦女權益保障法》簽發的保護令，這意味著這一制度的保護對象得到擴張，此外，保護令中禁止被申請人侵害個人信息，展現了該法對數字時代個人信息保護訴求的回應。
針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具體實踐，受訪專家提出應做好事前普法、事中嚴格執法、事后跟蹤披露，構建對當事人權益全流程的保障。
首份“保障婦女隱私和個人信息”人身安全保護令簽發
這份人身安全保護令發出的起因是在校學生陳某（女）與李某（男）的情感糾紛。二人曾是男女朋友關系，雙方分手后，李某多次通過社交媒體賬戶發布陳某學校、生活照等隱私并對其進行侮辱。這一行為導致了陳某被老師、同學議論，巨大的壓力使陳某的正常生活受到影響，甚至產生了自殘、自殺的行為。
為保護自身合法權益，陳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向崇州法院提起名譽權糾紛訴訟。崇州法院依法審理后判決李某某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償損失，并支付陳某精神損害賠償。雙方均服判。
此后，陳某向崇州法院提起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崇州法院審查后認為，李某曾有糾纏、騷擾陳某的行為，曾有泄露、傳播陳某個人隱私及信息的行為，陳某面臨上述侵害的現實危險，其申請符合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法定條件。遂作出裁定：禁止李某繼續糾纏、騷擾陳某，妨礙陳某的正常生活、學習；禁止李某泄露、傳播陳某的隱私和個人信息。
“人身安全保護令是一種民事強制措施，主要目的是避免申請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不應有的或進一步的傷害。” 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呂孝權律師認為，在本案中，提起名譽權糾紛訴訟的同時申請保護令，能夠為受害人提供更全面的保護。
人身安全保護令最早出現于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中。該法設專章進行規定，對家庭暴力受害者申請的條件、形式，被申請人禁止的行為、時長等都做出了要求。
不過，現實情況是，婚姻家庭之外，戀愛、交友關系中對婦女人身權利的侵害也時有發生。具體行為包括暴力、騷擾、跟蹤，同時還包括泄露、傳播個人信息和隱私。
1月1日起生效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對這一空白做了有效補充。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禁止以戀愛、交友為由或者在終止戀愛關系、離婚之后，糾纏、騷擾婦女，泄露、傳播婦女隱私和個人信息。如果婦女遭受侵害或者面臨現實危險，可以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此次四川崇州法院案件中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人，就是新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二十九條的首位受益者。
人身安全保護令逐漸“長出牙齒”
自2016年創設至今，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正逐步“長出牙齒”。
去年3月，最高法、公安部、全國婦聯等七部門聯合發布文件，要求加強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的貫徹實施。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正式生效，其中厘清了相關概念的意義，并對所需證據等提出了要求。《規定》還指出，被申請人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行為，如果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的，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定罪處罰；若構成其他犯罪的，則亦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處理。
根據最高法披露的數據，《反家庭暴力法》實施后，截至2022年8月，全國法院系統共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13498份。
前述案件的承辦法官告訴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婦女權益保障法》施行后，只要是面臨該法第二十九條被侵害現實風險的申請人，均可以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不再局限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簽發數量有可能迎來增長。
《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條還對數字時代隱私泄露的風險做了回應。
呂孝權介紹道，除了適用范圍的擴張，二十九條的還強調了對婦女隱私和個人信息的保護。這是此前《反家庭暴力法》和最高法發布的《規定》中并未提及的。
上述法官也坦言，此前，由于沒有法律依據，所以在婚戀糾紛中遭受個人隱私、信息侵害的婦女向司法系統尋求保護，起訴到法院的案件比較少。“而現在，面對相關風險，當事人可以及時報警，并固定相關證據，將公安局收集的證據、自己收集的證據和申請書一并提交，法院就可以及時做出人身安全保護令。” 他說。
“《婦女權益保障法》這一規定反映了立法者對目標群體實際需求的響應，進一步完善了當前反家庭暴力的保護體系，對此我持贊成態度。”呂孝權表示。
健全法律體系保障人身安全保護令落實
不過，人身安全保護令在實踐中仍存在需要克服的問題。
本案的承辦法官告訴記者，此類案件的難點在于，當事人往往難以獨立收集和固定證據，在公安機關采取措施的同時，還需要得到專業人士和對應社交網絡平臺的協助。
此外，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簽發情況和執行情況也有待實踐的驗證。
“我認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實際執行效果要通過申請量、簽發量、履行率及違反處理率四個數據來體現。”呂孝權直言。
他告訴記者，當前的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統計數據，大多公開簽發數量；少部分會統計申請量，通過申請量和簽發量的比較展現法院受理和處理的結果。
而履行率和違反處理結果的公布則更少見，往往只會有幾個典型案例公開，不會披露總體數據。比如去年浙江嘉興市秀洲區人民法院就公開了一例對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被申請人依法予以訓誡并罰款1000元的案例。
“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實踐中，如何保障人身安全保護令真正落實？
對此，前述法官介紹道，人身安全保護令在發給被申請人的同時，也會發給被申請人所在的居委會和村委會、當地派出所，居委會、村委會應對被申請人進行教育。此后，如果被申請人存在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行為，居委會、村委會應及時固定并報告侵害證據，法院會依據相關證據進行認定，依法拘留和罰款，情節嚴重者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保障這一制度的施行需要全流程的配合。”呂孝權認為，首先是普法，通過擴大《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影響力，強化民眾的維權意識、證據意識；其次是構建系統性的支持體系，通過更完善的立法、更嚴格公正的司法、執法保障婦女的人身和人格權益。
“總的來說，基于《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被正式付諸實踐是一個令人期待的新開始，相信未來這個條文也會不斷被激活，煥發更強的生命力。”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