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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表示，從未“叫停”過文書上網，裁判文書網與正在籌建的人民法院案例庫，將互為補充。
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法院”）于12月22日公開回應裁判文書上網爭議。根據公開信息，未來裁判文書公開將形成“兩庫一網”格局。其中，裁判文書網和人民法院案例庫對外公開，而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僅供法院系統內部用于司法大數據分析。
12月中旬，一份《關于建設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的通知》（下稱《裁判文書庫通知》）在網上流傳。網傳通知的下發時間為2023年11月21日。該通知隨后引發關注，也即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制度，是否因此轉向。根據財經E法此前文章，最高法院正同步建設面向法院系統內使用的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和面向公眾公開的“人民法院案例庫”。
01
案例庫已在四省試運行
更多信息印證了此前文章內容。12月22日，最高法院發布關于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案例的公告（下稱“公告”）。公告指出，最高法院黨組決定建設人民法院案例庫，將收錄經最高人民法院審核認為對類案具有參考示范價值的權威案例。
根據該公告，參考案例的征集對象是有關機關、社會組織、法學院校和科研單位以及專家學者、律師、有興趣或有研究的公民個人等。推薦人需根據一定的格式編寫參考案例文本，推薦的案例經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初審后，將由最高法院相關審判業務部門審查、研究室復核，符合條件的將錄入人民法院案例庫。
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稱，自2021年以來，優化裁判文書公開機制的工作一直在有序開展，但從未“叫停”過文書上網。現在對外公開的裁判文書網會繼續發揮應有作用，裁判文書網與案例庫“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關系，并不是要以庫代網、此開彼關”。
這位負責人表示，與之前將裁判文書“上傳了事、簡單累加”的公開方式相比，案例庫將收錄對類案具有參考示范價值，并經最高人民法院審核認可的權威案例，未來將成為裁判文書網在應用和效能上的“升級版”。
財經E法從不同層級法院系統知情人士處獲悉，最高法院從12月11日至12月31日已在浙江、江西、四川、陜西四地啟動案例庫試運行。不過，目前案例庫仍限于法院內網使用，暫未對外公開，且受訪人士不確定何時正式啟用，但最高法院要求“確保案例庫盡快正式上線運行”。
同一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車浩在最高法院官方微信公眾號撰文表示，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運行十年之久的裁判文書網應當繼續保持公開，因為它具有至關重要的政治功能。司法公開在中國的象征意義，主要不是祛除司法神秘化，而是向社會公眾展示司法的中立性，強化這種不偏不倚、沒有獨立于人民的特殊利益訴求的形象。
此前，據財經E法了解，2023年最高法院重新制定了績效考核辦法，裁判文書上網不再作為考核指標，還有法院下發內部通知，裁判文書原則上不用必須上網了。受此調整影響，如何保證裁判文書網不會在事實上被替代，仍有待后續觀察。
02
案例庫怎么建？
人民法院案例庫作為裁判文書網的“升級版”，已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
公開信息顯示，7月26日，最高法院黨組即研究部署案例庫建設工作。據財經E法此前文章，案例庫將挑選具有典型參考示范作用的生效案例，供各級法院、廣大法官使用，并適時、以適當方式對外公開，供社會公眾使用。
最高法院在前述公告中透露，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案例庫已收錄2000余件參考案例。12月22日，財經E法從知情人士處獲悉，當前實際收錄案例1943篇。案例類型中，民事案例占比最高，有1186篇，刑事案例466篇，行政案例197篇，其余為國家賠償和執行類案例。
從案例庫的功能設置看，為指導性案例和參考案例的檢索區分設置了對應子菜單，另外，高級檢索功能涵蓋標題、全文、編號、案號、案由、案件類型等11個定制選項。
“提質”的基礎上，當下案例庫迫切追求“增量”。最高法院表示，與司法實踐需求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案例數量以及覆蓋面還有較大差距。與之相對的是，裁判文書網目前已有上億份文書。
于是，在12月22日，最高法院發布公告，面向社會征集參考案例征集，并給出了詳細的參考案例體例格式。
最高法院在公告中表示，案例庫建設，一方面可以彌補指導性案例編選周期長、總量極為有限、不能滿足實踐所需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在裁判文書網上檢索“大海撈針”、效益低下的問題，是針對需求側創新提供的新型“司法供給”和“法治產品”。
根據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介紹，案例庫將針對三類主體，發揮三項具體功能：一是避免法官“同案不同判”。 法院審理案件，必須查閱案例庫，參考入庫同類案例作出裁判，以保障法律適用統一、裁判尺度統一；二是方便人民群眾通過案例更加有效地學習了解法律，明悉行為規范，增強訴訟預期，進而促進訴源治理；三為廣大法律、司法界人士提供更加鮮活、精準、權威的辦案參考和研究素材。。
案例庫的入選流程上，目前主要由各地法院依程序報送，由最高人民法院各審判庭按業務條線對口負責、審查把關，經法官會議集體討論通過；原來有多種不同裁判類型的，還要報分管院領導同意后，才能審核入庫，以確保入庫案例的權威性。另外，對于案情類似，適用法律、司法解釋相同，參考示范作用相同的案例，入庫數量一般不超過2件，防止重復疊加。
03
現有裁判文書網有哪些不足
現有中國裁判文書網存在不足，也是最高法院決定建設案例庫的原因。
最高法院在前述公告中，羅列了裁判文書網的三項不足：
其一，檢索不便利，相似案件判決標準不統一，上網文書缺乏官方權威認可，導致使用效果存在問題；
其二是權利保護問題，上網文書承載著各類事實性、身份性信息，使得勞動爭議案件當事人找工作屢次被拒，還有因婚前信息被上網文書披露，導致家庭不睦、夫妻反目，以及有的民營企業因涉訴信息公開，融資貸款受阻、商業合作困難、難以參與招投標；
其三是安全風險問題，海量文書上網承載著大量國情社情信息，有的商業公司“爬取”文書數據后，未按安全、合規、可控要求管理，有些“黑灰產業”甚至據此從事敲詐勒索、信息倒賣、刷取流量等違法活動。
針對上述問題，從2021年7月開始，最高法院按照有關各方的反映、訴求和建議，采取了一些針對性整改措施。上網文書數量從2020年的1920萬件、2021年的1490萬件降至2022年的1040萬件，以及2023年1月至今的511萬件，也是最高法院不斷優化裁判文書公開機制的結果。最高法院稱，下一步，裁判文書上網的標準也需要優化、機制還需要規范。
最高法院在公告中強調，“公開”與“公布”不能劃等號，司法公開并不意味著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聯網上發布。按照憲法和法律，庭審依法公開進行，裁判文書經宣判并向當事人送達，就是在踐行審判依法公開原則。司法公開既包括在線公開，也包括線下公開；既包括向當事人的公開，也包括向社會公眾的公開。對不同形式、不同對象的公開，法律有著不同要求。尤其是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出臺后，對司法公開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法院“司法公開工作需要與時俱進深化、優化”，既充分滿足當事人的參與權、知情權，方便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了解監督，又切實做好權利保障和風險防控工作，防止公民的正當權益、企業的生產經營以及公共利益因不當公開受到不利影響。
最高法院的上述回應，并未完全消除外界對裁判文書網功能發揮的疑慮。一位關注此事的法律從業者認為，公眾擔心，裁判文書網已經不再廣泛公開，成為事實上的“爛尾”。“從這一點來說，公眾的擔心其實并未得到消除。”
此外，雖然最高法院稱，優化裁判文書主要是為了克服權利保護和安全風險問題，但此前一些裁判文書的“下架”，卻是在輿情風波發生之后。
近期洪范法律與經濟研究所一場有關“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制度研討”的圓桌會議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傅郁林發現，徐州豐縣“鐵鏈女”案件中，裁判文書的公開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應，但法院很快就下架了相關裁判文書，又在隨后撤下大量婚姻家事案件的判決。
實際上，因重大負面輿情而撤回裁判文書，在法院系統內已形成明文規定。據財經E法此前獲取的湖南高級人民法院2020年7月30日印發的《關于進一步規范在互聯網公開案件信息工作的規定》，公布的裁判文書產生或可能產生重大負面輿情的，應當立即撤回。
在羅列裁判文書網不足的同時，最高法院也指出“升級版”案例庫的優勢。除了體例規范、要素齊全、便于精準檢索，案例庫具有權威性和指導性，同時力爭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入庫案例最大限度覆蓋所有罪名和案由，對于同一法條下的不同法律適用問題，也力爭通過對應案例，實現規則指引的全面供給。
04
挖掘司法大數據“富礦”
網上流傳的《裁判文書庫通知》稱，擬于2024年1月上線運行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并明確了其應用范圍，僅支持全國法院干警在內部專網查詢檢索裁判文書。
在最高法院的公告中，明確了裁判文書庫的職能定位，并非主要用于給法官辦案提供類案查詢，因為裁判文書庫和裁判文書網一樣，存在的查詢檢索不便等問題。裁判文書庫更多著眼于國家和社會治理中司法大數據的分析應用，為制定司法政策、推進司法改革、提出司法建議等提供依據和參考。
司法大數據的運用，一直以來是智慧法院建設的目標。據最高法院披露，2014年7月，最高法院上線“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這是一個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覆蓋審判執行、司法人事、司法研究、司法政務、信息化管理和外部數據等六大類數據。
該平臺實現全國法院所有案件信息實時、自動匯聚，每5分鐘自動更新，截至2022年10月已累計匯聚案件信息超過2.8億件，數據可信度長期穩定在99%以上，為開展精準分析創造了條件。
在“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基礎上，最高法院成立了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公開信息顯示，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是2016年11月10日經最高法院黨組研究決定、組建的以人民法院信息技術服務中心為主導，由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新浪公司和華宇公司參股的現代企業制研究機構。2017年7月31日，經原國家工商總局批準正式定名。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依托“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的案件信息，對外發布司法案件分析報告。例如，2022年7月，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發布《涉信息網絡犯罪特點和趨勢》專題報告，采用了“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上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全國法院一審新收、已結刑事案件數據。
從定位表述看，裁判文書庫內網與現有的“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均為司法大數據分析，那么二者究竟什么關系？
《裁判文書庫通知》要求，各地法院加快推進辦案系統改造升級，改造完成后，要及時做好與“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聯調，確保辦案系統內每日新增終版裁判文書隨案件增量匯聚至大數據平臺。
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訴財經E法，裁判文書庫與“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是數據庫與平臺的關系。專門建設作為數據庫的裁判文書庫，再將其匯聚到大數據平臺。
目前，“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收錄審判執行等方面的信息，但方式為自動匯聚，每5分鐘自動更新。而裁判文書庫的文書上傳工作，需要符合《裁判文書庫通知》提出的類型、格式、清晰度等要求。因此，該人士認為，《裁判文書庫通知》為提升大數據平臺所收錄案件文書的質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文|財經E法 楊柳
